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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红酒,一种可能的未来

孟德斯鸠在讨论契约关系的名著中提及气候与饮酒的关系。高纬度地区的人种由于寒冷,少出汗,水分大量积存体内,血球不会因此凝固,适宜饮用高度烈酒。炎热地区则相反。纵观西伯利亚至南亚的民风,此观念似乎颇可信服。俄国人喝高度伏特加,中国北方人喝白酒,南方人掺入了度数更低的黄酒。

这种古老格局因东西文化的碰撞移位了。旧时代的人大概不会想到葡萄酿酒这种方式,遑论啤酒。社会生态不仅变动,也在进化。如今红酒与草药结合,更带来一种中国式的可能的未来。

红酒进入中国很早,成为货架上的必选项却是近二十年的事情。人们常以红酒较之于白酒的活血养身来提升其身份与品格,加之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,一路高视阔步,正成为更多人的新宠。其暗红的色泽,恬淡的口感,有礼有节的饮用文化,很符合中国古代的美学精神,富于暗示而非一泄无余。所以它的可观,很适于进入现实的风景。

中国人有惊人的文化传承力,历史记载卷帙浩繁,文字亘古未变,就连许多普通人家都保留着上溯几十代的家谱。由此不难想象,草药在中国延续至今不能单一归咎于医学的滞后和文化的偏狭,它是渗入到血液和思想中的对习俗的信仰和固守。能不能治病不能从个人角度断言,但草药的养身功能是明效大验的,几乎无需赘言。白酒和草药的结合一直扮演着中国酒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杏花村大名鼎鼎的竹叶青就是药酒。经草药的浸染和熏陶,白酒烈性下沉,口感温和,就连笔者这样的羸弱之躯,似乎也觉得不那么可怕了。喝一点不醉,还养身,挺好!

但是红酒也能和草药结合吗?没有喝到百利生之前,谁会问这个问题呢?就如我们绝不会想到“啤酒和草药结合”这样一个问题一样。话说回来,任何新生事物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眼前,眼下四川就有一种啤酒酿造用了姜。

传统的红酒极其讲究血统,发展出一整套巨细靡遗的文化,从土壤的质地,葡萄籽的选择,年份,酿造工艺,存储,乃至开瓶倒酒观色配菜都有讲究,几乎是繁文缛节。与中国的茶文化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关于音响发烧友的笑话:与火力发电厂的供电相比,水力发电带来的交流电让音色更纯净。

沉浸在传统红酒文化中的饮者很难想象这条线索会分叉,你让我吃中餐配红酒也就罢了,你要在红酒里掺入其他元素,岂非暴殄天物?但所有文化都是想象的情节,一切都要归于现实的土壤,从感觉出发,产生第一印象,才会对具体事物的属性真正深入了解。从我个人短短的饮用体会而言,红酒当然可以和草药结合,并且这种创新正是中国人一直需要的。

就感觉而言,“百利生”的醇厚不仅不惧红酒饮者味蕾的敏觉与挑剔,还溢出一丝攻苦食淡的植物馨香,似乎红酒的身体变得更加宽厚,流动着若无津涯的血气,留在唇间的回味多了一丝兰薰桂馥的中国味,而非畅饮异族文化后风流云散的怅然。这种感觉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“圆融”。

爱酒的人都有体会,好酒落入口中,仿佛若有若无的一团,聚而不散,百利生的圆融感不仅聚集了红酒的体质和草药的馨香,冥冥中似乎还聚集了东西两种文化。

中国人是喜聚不喜散的。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文化支撑的宗族社会,以礼教化,而不需要宗教。通过亲情纽带的聚集必然强化礼节和秩序,从小和谐到大敦睦,彼此包容才能幸福安康。大而化之,中国社会则讲究无我。所谓“多方分别,是非之窦易开;一味圆融,人我之见不立。”意思是,老想着人与人的不同,容易惹是非;性情保持圆融,自我与他人就不会有分歧与异议。如果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,儒家思想讲究万物皆气,万物与我同一。这里的气有点类似西方哲学的以太,就是构成物质世界的最小单位物。万物与我同一,何况红酒与草药呢?

从中国本体文化出发,百利生让红酒与草药结合不光是一项创举,它让红酒的浑璞犹如烟霞灿烂,草药的内敛更似橙桔芳馨,以度量节制的饮法,暗涌着细密广大的中庸修身文化:有礼、有节、有序。不仅让人喝出圆融的口感,还要喝出圆融的生命态度,临流意远 绵绵若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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