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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之源——两汉时期的中国酒文化

秦朝经济的繁荣,酿酒业自然也就兴旺起来。秦汉年间出现“酒政文化”,统治者站在“讲政治”的高度屡次禁酒,提倡戒酒,以减少五谷的消耗,最终屡禁不止。汉代时期对酒的认识进一步加宽,酒的用途广为扩大,东汉名医张仲景用酒疗病,水平相当高。调和人伦、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代基本酒文化功能,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。秦汉以后,酒文化中“礼”的色彩也愈来愈浓,酒礼严格。而东汉末年,酒文化从以乐为本向以悲为怀的转变。
  
  两汉时期,饮酒逐渐与各种节日联系起来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酒日,酒曲的种类也更多了。汉代之酒道,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,酒樽入在席地中间,里面放着挹酒的勺,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,故形体较矮胖。
  
  公元前221年,秦国一统天下,中国酒文化史也随之揭开了新的一贞。秦汉时期,大体承继了东周遗风·是青铜酒器和漆酒器并重发展.北方更着重青铜酒器.如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酒器,镶金错银,嵌人绿松石等,极尽奢华;南方则更着重漆酒器,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大批漆器。彩绘鲜艳。花纹飘逸洒脱.富有神秘感,堪称漆酒器中的极品。除青铜酒器和漆酒器外.还有少量金银、玉、瓷、玻璃、象牙等酒器,陶酒器仍有存在,多为大型贮酒器,如刘胜墓中出土的大陶酒海。
  
  到了西汉末年和魏晋时期.青铜酒器逐渐衰微,漆酒图器日益兴盛。从酒器的装饰艺术风格来看,青铜酒器对东周遗风继承较多,但也已向活泼实用方向发展尤其纹饰制作偏向于纪实和具象性,神秘感减弱。
  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由于连年战争,社会财富积累较少。在当时老庄思想的影响下,面对国家的腐败政治无能为力的众儒生们则逃离现实,饮酒清谈,常为“散发裸身之饮”他们并不过多地讲究酒器的华丽与否,只要有酒即可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.薄葬之风盛行,就连王室皇戚也不敢过分违背潮流。因此,考古发掘中很少有名贵精美的酒器出土。
  
  但从仅有的一些洒器来看.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以瓷酒器为主,器形包括壶、尊、杯、注子、温碗等,如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鸡首壶、青瓷莲花尊、飞鸽瓷杯等皆具明显的时代特征。总的造型风格渐趋生活化,如1975年冬在河北赞皇县发掘的北朝东魏里李希宗墓中出土的套酒器.包括盛洒、温酒和饮洒三种功能的酒器,均做工精良、小巧玲珑,明显为家庭实用型酒器。
  
  大秦帝国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。其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(从秦立诸侯国到帝国二世灭亡),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、充满活力的大黄金时代。“礼崩乐坏,瓦釜雷鸣,高岸为谷,深谷为陵”的剧烈变化,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从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、从隶农贵族经济向自由农地主经济的伟大历史转型。中华民族的农业文明在此间达到了极致的状态。
  
  伴随着农业文明的繁荣,在大西南的长江与沱江交汇处,酿酒文明也衍生不息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有竹王者,兴于遯水。……王与从人尝止大石上,命作羹,从者曰:无水。王以杖击石,水出,今[竹]王水是也。”
  
  竹王水、有人说是赤水河,也有人说是永宁河。不管是哪条河,都流经泸州。在这个娓娓动人的传说中,“作羹”二字特别引人注目。羹是浓稠的汁状食品,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菜汤。羹是要用醋和盐来调味的,《尚书》言:“若作酒醴,尔唯曲蘖;若作和羹,尔唯梅盐。”你要酿酒,必须使用曲药;你要作羹,少不了醋和盐。酿酒与作醋的工艺过程非常接近,只要是有酒的地方,一定有醋;反过来,会作醋的地方,也一定有酒。既然有醋调羹,当然已经有酒。
  
  在泸州博物馆陈列室内,展出的一只本市出土的陶质饮酒角杯,经国家文物部门考证鉴定,属二千多年前秦汉之际器物,专供饮宴宾客之用。这表明远在金戈铁马的秦汉时期,泸州的酿酒文明已经薪火相传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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